发表于：2007

    俞樾曾经把曾国藩与诸葛亮作过比较，认为曾国藩在用兵方面要更胜一筹。蔡锷也认为曾国藩一介书生，对于用兵打仗的道理，从来就没有听说过，然而却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给镇压了下去，足与古今中外名将媲美而毫不逊色。毛泽东年青的时候也说：“愚于近人，独服曾文正。观其收拾洪杨之役，完美无缺。”实际上曾国藩的战役指挥能力很差，只要是他亲自指挥的战役，都没有不失败的。然而曾国藩长处，在于他具有丰富的历史经验，具有超出常人的战略头脑，长于从大处落墨，长于整体的战略谋划。曾国藩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：军中阅历有年，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。

他能总揽全局，抓住要害，表现出高超的战略水平，能够从战略上胜人一筹，因而也就笑到了最后。

【忠告】

    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

    曾国藩超出常人的战略头脑，从一开始就表现了出来。1853年，在战争初起之时，曾国藩就写信给王■，纵论当时的军事形势，提出“湖北省的存亡，关系到天下全局的安危”的观点。这个观点，可以说是眼光独具。当时清政府为了扑灭太平天国，在南京周围相继建立了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，然而清政府的注意力只局限于东南一隅，用兵的重心也在南京一城的得失，而并没有意识到必须着眼于与太平军争夺整个长江流域，才能最终攻下南京。曾国藩从全局出发，根据地理形势，认为必须首先控制长江中上游地区，先武汉，次九江，次安庆，只有这样，才能由上制下，克复南京。这个计划，表现出他在战略眼光上要高出清政府不知多少倍。1854年初，太平军西征部队由安徽挺进湖北，先后克复安庆、九江、汉阳，湖北省城武昌戒严，清政府在太平军的强大攻势面前无所适从，一会儿救东，一会救西，被太平军搞得团团转。曾国藩在这个时候给咸丰皇帝上了一个奏折，认为不能光顾眼前的得失，还要考虑到大局的发展。他说：

    论目前的警报，那么庐州是燃眉之急；论长远的发展，则武昌为必争之地。为什么呢？能保住武昌，就能控制金陵的上游，就能巩固湖北的门户，就能打通两广四川的饷道。如果武昌不保，那么就会成割据之势，这是最值得担忧的。

因而他极力主张集中两广、两湖、江西、安徽的兵力，与太平军争夺武昌，进而由上而下，沿江攻占两岸重地。以着眼于发展为原则，湘军先是攻占了武昌，接着顺江东下，连连突破太平军在田家镇、半壁山的防线，包围九江，占领湖口，使太平军遭受了重大损失。这是曾国藩战略的初步胜利。

    1859年2月，曾国藩针对石达开率数万太平军入浙、入闽，又转入赣南，使江西湘军处于东、南、北三面受敌的不利形势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曾国藩及时向咸丰皇帝上了一道很有战略眼光的折子，这也就是著名的《通筹全局折》。在这个折子中，他全面论述了当前的形势，和湘军应该采取的应对之策。在这个折子中，他提出了两个原则：第一个是论全局和局部的关系。他说：“就全局来看，如果两样都有利，就应当取其大者；如果两样都有害，就应该取轻者。要敢于舍弃小利而图大利，舍弃枝叶而图根本。”第二个是要分清轻重缓急，在一个时期，只能保持一个主要的战略方向。从这两个原则出发他指出：“论大局的轻重，应该集中力量进攻江北，以便早日肃清中原；论目前的缓急，则应该先攻景德镇，以便保全湖口，先巩固南岸。”于是湘军收拢兵力，集中进攻赣北重地景德镇，不仅改变了被动局面，而且为后来进军安庆奠定了基础。

【忠告】

    如果两样都有利，就应当取其大者；如果两样都有害，就应该取轻者。

    1859年11月，曾国藩又向清政府提出了全力进攻安庆，迫使太平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战略计划。这个计划，可以说最充分地体现了曾国藩的战略水平。我们上面已经说过，太平天国的首都是南京，清政府一直是盯着南京来用兵，为此还先后组织了江南大营、江北大营，结果打了几年，不但南京没有打下来，江南、江北大营却全军覆没，清军在整个战略形势上也更加被动起来。曾国藩认为，清政府之所以越来越被动，从根本上来说，是战略指导上的错误。他认为要想攻破南京，必先驻重兵于滁州、和州，而后可以打破南京的外部屏障。而要驻兵滁州、和州，又必先围攻安庆，以攻破陈玉成的根据地，并迫使陈玉成前来决战。事实证明，曾国藩的这个见解是十分高明的。由武汉而九江，而安庆，而南京，清军一步步地控制了长江流域，在战略上占尽了优势。曾国藩曾经夫子自道说：“我对于大利大害所在，都能悉心考究。” 他还说：“用兵以审势为第一要义”，“势就是大局大计”。还说：“应该从大的地方去分清界限，不要斤斤于小处去剖析微芒。”这个大利大害、大局大计，就是战略重心的所在。

【忠告】

    应该从大的地方去分清界限，不要斤斤于小处去剖析微芒。

    由于曾国藩始终坚持要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，根据敌我各方面的形势来制定战略计划和进行战争指导，把总揽全局作为制定战略的出发点。始终具有强烈的全局观念，所以湘军虽然在局部的战斗中不断吃败仗，但在战略态势上却越来越有利。而太平天国尽管在局部的战役上取得了一些胜利，但整个战略态势却越来越不利。这是湘军最终能够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的重要原因之一。用兵如对奕，谋势不谋子。用兵如此，为政之道，也是如此。

    战略的根本特点，在于它的宏观性和长远性。表现在力量的综合运用上，就是计划性和有序性。一个具有战略头脑的人，能够把力量的各种要素和各种制约的条件加以整理，按轻重缓急、先后次序进行排列，然后提出最有效的行动方案。

【自检】

    你认为应该从哪几个方面培养自己的战略头脑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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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要有将正确的战略决策执行到底的决心

    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决策，并不意味着就能通向胜利，关键还在于要有将这种战略决策执行到底的决心。李瀚章曾经说，曾国藩的过人之处，在于他的定力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。只要他认准的，他就会排除一切干扰，争取一切机会，去将胜利的可能变成胜利的现实。

    确实，在关键时刻能否有定见，也是衡量一位领导者素质高低的重要标志。我们上面所说的安庆会战，是关系湘军与太平军最终胜负的一次战略决战。1859年，曾国藩制订了进攻安庆的战略，希望通过集中力量进攻安庆，迫使太平军前来进行战略决战，达到先取安徽、次取江浙、以上制下的战略目的。因而太湖之战后，湘军立即长驱直入，将安庆太平军团团围了起来，准备实施既定的计划。

    然而安庆会战的计划制订不久，曾国藩就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。这种压力先是来自朝廷。1860年，太平军以围魏救赵之计，先攻杭州，吸引围攻南京的清军来支持，然后出其不意地杀了一个回马枪，趁着清军调动围攻南京的兵力救援杭州的机会，一举攻破了清军的江南大营，并且乘胜追击，连下苏州、常州。苏南地区于是全部落入了太平军的手中。

    江苏、浙江向来为财富之区，是清政府的主要赋税来源和粮食供应地，所以清政府十分重视苏州杭州的得失。早在太平军进攻杭州的时候，清政府就慌了手脚，急忙命令曾国藩与杨载福水陆东下，以分散太平军的兵力。不久，清政府得到江南大营溃败、苏州常州危在旦夕的报告，再次命令曾国藩从安庆撤围东下，救援苏、常，并说为今之计，自以保卫苏常为第一要务，湘军现在顿兵坚城之下，很难马上得手，即使能够很快攻下安庆，倘若丢掉苏、常，也是得不偿失的。为了促使曾国藩能够东援苏浙，清政府随后又赏给曾国藩兵部尚书衔，授以署理两江总督的职务，命令他兼程赶赴江苏上任。当清政府得知苏州已经落入太平军之手后，仍然认为苏州是“财赋之区，而且是数省的咽喉，自然应该立即想办法克复，因而要求曾国藩如果安庆马上可以打下来的话，就可以先攻取安庆再进军支援浙江；否则，就应该马上撤安庆之围，大举东援，保卫浙江，收复江苏。

    在这种情况下，安庆会战还要不要打，便成了关系到是否坚持以上制下战略的关键性的问题。面对来自清政府的压力，曾国藩没有丝毫的动摇。他决心置江浙于不顾，依然将战略重点放在安庆会战上。为此，他专门给朝廷上奏，说自古平江南之贼，必须占据上游，建瓴而下，才可以成功，战争初期向荣所率领的清军，本来是准备控制江苏浙江的，然而几次进攻都以失败而告终，不但不能打下南京，反而丢掉了苏州、常州，这并不是兵力不够，而是因为从下游进攻上游，形势不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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