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表时间： 2009-07-09

    从管理学一开始建立，心理学就是其支柱之一，从早期的霍桑实验到稍后的马斯洛理论等等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推动着管理学的发展。而这样的影响力，在最近有越来越大的趋势。2008年，在《华尔街日报》刊登的管理大师排行榜上，排名前十位的大师中有三个人来自心理学领域（包括哈佛大学心理学家霍华德·加德纳，参见本刊五月号《与霍华德·加德纳对话》）。

　　心理学的影响，其实渗透进入了广义的经济学领域。2002年，心理学家丹尼尔·卡尼曼（Daniel Kahneman）以其对行为经济学的开创性贡献，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。令人欣喜的是，华人学者也在这一领域做出了贡献。卡尼曼在其获奖演说中，就提到了华人学者奚恺元的研究成果。

　　奚恺元教授获得耶鲁大学心理学博士后，长期在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任教。奚恺元教授是运用心理学研究营销和决策的世界知名学者，而且他自己命名了一个新学科 —幸福学。

　　幸福学的主题

　　刘澜：你的主要研究兴趣是幸福学。幸福学跟心理学和经济学是怎样一个关系？

　　奚恺元：经济学产生的时候，人们资源非常有限，很多人温饱还成问题。经济学研究的就是在怎么样有限的资源下极大化人们的财富，能够使得更多的人解决温饱问题。这个问题在人类历史上当然是非常重要的问题，我也相信经济学对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。

　　但是，即使是经济学家，比如边沁（Jeremy Bentham），也认识到极大化财富并不是一个终极目的。幸福学事实上是比经济学更进一步，研究在有限的财富的情况下怎样极大化幸福。

　　刘澜：你说的幸福跟边沁说的效用有区别吗？

　　奚恺元：简单地讲，效用在经济学中有两个非常不同的定义方式。一种定义方式就是边沁讲的，跟我们现在讲的幸福其实是一个概念，就是人类的一种主观的体验。卡尼曼把边沁讲的这种效用叫做体验效用，就是我们讲的主观幸福感。

　　但是到了 20世纪，有一段时间经济学可能也是受到了很多自然科学的影响，觉得研究主观感受好像不太科学，所以就把它定义为选择的偏好。我如果给你两样东西，你选 A不选 B，就说明 A比B的效用高，排除了人的体验。

　　刘澜：你刚才讲了幸福学跟经济学的关系。幸福学跟心理学的关系呢？

　　奚恺元：幸福学研究的相当一部分是关于人的心理。心理学有相当一部分是研究人的情绪，就是什么东西会影响人的情绪，人的情绪又会怎样来影响人的行为。心理学在多年的发展中积累了很多关于外在刺激跟人的情绪的关系，事实上对于幸福学奠定了一个理论的基础。所以应该讲幸福学主要的一个基础是心理学。

　　刘澜：一般认为积极心理学是在研究幸福。你曾经对我说过你的研究和积极心理学有很大的差别。幸福学和积极心理学的主要差别是什么？

　　奚恺元：我关心的幸福学是关心两个问题：一个问题是外在刺激跟一个人的主观幸福感的关系。比如说股价在波动跟人的心理是怎么样的关系。我们在做一个长期的跟踪研究，研究现在中国的股价波动对股民以及非股民的主观幸福感的关系。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。第二个问题是决策跟主观幸福感的关系，就是到底是怎么样的决策会提高你的幸福感，怎么样的决策会降低你的幸福感。比如你买东西是不是买到你真正喜欢的东西，你找对象是不是找到将来能够使你幸福的对象，你找工作是不是能够找到真正让你满足的工作。

　　幸福学研究这样两类问题，而这两类问题事实上是相辅相成的。我打一个比喻：比如说你有一些积木，我们研究搭出来怎样的一个东西会使人看了最开心，这是外在刺激跟人的开心程度的关系。我们还研究你让一个人自己去搭积木，他是不是会搭出使得自己或者周围的人最开心的图形，他会不会搭错。积木在这里比喻的是所有的外在刺激，外在的财富、股价、物价，所有跟金钱有关系的物质的刺激物。

　　积极心理学研究的问题也很重要。它研究的问题是怎么样来发掘一个人内心中的正面的因素，从而提高主观幸福感。比如你每天早晨起来想想你周围有多少人对你多好，想想你到底有多少事情是值得你感激的，这样子你一天的情绪就比较好。我们研究的是一个跟钱有关的因素跟你的幸福的关系，比如说公司怎样给员工发奖金会使得员工更开心。

　　刘澜：他们更注重内在，你们更注重外在。

　　奚恺元：对。 
   幸福学的意义

　　刘澜：幸福学的研究对于企业、对于管理者的工作有什么直接的意义？

　　奚恺元：幸福学的研究想达到三个目的。第一是从理论上做贡献，这是我们最关心的。第二是对企业和消费者要有影响。第三是对政府的政策制定要有影响。

　　从企业的层面上，幸福学应该有这样几个可以运用的地方。从小的地方讲起，就是怎么样在花最少的钱的情况下能够提高员工的幸福感，从而提高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以及绩效。我们中国人经常送红包，其实从幸福学的角度讲并不是一个最佳的方式。我们给礼物的目的不是来满足他的一些需要，而是要让他来记得我、感激我。我们往往给人家礼物有点像做慈善事业，问你需要点什么东西，这是完全不对的。到底给什么礼物好呢？我经常讲，你要给人家这种东西，就是人家员工想要但是自己又没有借口去自己买的东西。

　　刘澜：就是说与其奖励他三千块钱，不如奖给他泰国七日游。

　　奚恺元：对，要让他记得。这个层面是跟组织行为有关系的。第二个层面是营销学的层面，研究商家怎么样能够使得消费者更愿意买自己的产品。这些都是幸福学可以研究的：怎么样的东西消费者看了开心，怎么样的东西消费者根本就不会去买。

　　比如我们有一个研究：两个产品出来，应该放在商店里面货架同时销售还是应该分开销售？这对于购买意愿会有很大不同。什么样的产品应该一起销售，什么样的产品应该分开销售，其实是非常有学问的，完全有理论可以指导来做的。

　　刘澜：你的“奚氏相亲原则”（参见副栏）给人很深的印象，跟这个道理相似。

　　奚恺元：正是如此。还有第三个层面是金融市场方面，我刚刚开始做一些研究，但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。比如公司发布消息应该怎么样发布，是一下子发布还是一点点发布，是要让人家有点期待还是不让人家期待。比如我预计我的下半年销售额是多少，消息发布的方式对股价到底影响怎么样。

　　比如美联储降息，它准备降一个百分比，它到底是一下子降还是分几次降，它到底是降之前先透一点风声还是突然一下子降，尽管最后降到同一个百分点，但是以不同的方式降、以不同的方式来发布这个消息到底是怎么样的影响，这个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。

　　这三个方面都是企业可以运用的，能够极大化它的利益。但是我觉得这只是幸福学运用的一个方面。很多人现在都是在关心怎么样极大化企业拥有者、管理者的利益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关心怎么样能够增加老百姓的利益，怎么样增加员工和消费者的主观福利。这是幸福学能够运用得更加广的领域。

　　我现在提出一个概念：可持续满足感。很多东西可以使大家很快地开心一段时间，但是最后人会产生“适应”，所以虽然花了很多钱，事实上开心是比较短暂的。我们要研究怎么样的选择、怎么样的产品能够维持和提高一个人的可持续的幸福感。这不只是从企业拥有者、从资方来的角度讲幸福，而是从消费者、从劳方的角度来讲怎么样提高幸福。

　　刘澜：这很重要。有些产品做出来很漂亮、很诱人，但是消费者用了一会儿就不喜欢了，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。

　　奚恺元：对。幸福学还有非常重要的在制定政策上的运用，这其实是很广的一个领域。现在我在研究几个非常有趣的课题。一个是城市规划，怎么样的城市规划能够使得老百姓更幸福。比如说到底要鼓励更多的私家车，还是鼓励公共交通、轨道交通？到底这个城市是铺得越开，让大家能够住比较大的房子，还是这个城市比较小，大家住得比较拥挤但是上下班花的时间比较少？到底要鼓励农民工留在城市，还是应该鼓励他们赚了钱回到农村去？以往我们研究这些问题是从经济学的角度，但是从幸福学的角度研究得出的答案可能非常不一样。这些问题都是政策制定上面的，某种意义上讲这个影响要比对企业的影响更大。

   A类事物和B类事物

　　刘澜：我知道你做过关于中国城市幸福指数的研究，能不能分享几点主要的发现？

　　奚恺元：幸福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就是发展经济到底能不能提高幸福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人变得越来越富，一代一代的人会不会越来越幸福，这就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。

　　我们现在极力发展经济，隐含的假设就是发展经济肯定会使一代比一代幸福。但是在西方，有人在 20世纪 70年代就说，提高整个社会的财富并不能使得整个社会更幸福，因为财富的增长是一个零和的游戏。就像钻戒，如果人人都有一个小的钻戒，你有一个大的钻戒你会觉得很开心，但是如果所有的人的钻戒都增大了以后，事实上你的开心程度跟人人都戴小的钻戒的时候开心程度是一样的。所以如果说一个社会拼命去开采钻戒，或者是想办法提高开采钻戒的技术使得钻戒越来越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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